执行摘要
2020年注定会成为特殊的一年。从年初开始，应对新冠疫情的流行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关注焦点。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继续，警示着人们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当绝大多数人的精力都用以应对眼前的这场健康与经济危机时，另一项严峻挑战——确保气候安全的紧迫性却从未减弱。
保证气候安全的必要条件是能源部门的快速脱碳化。大体上，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2度及1.5度温升控制目标，能源部门需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零碳，然后再进一步实现负排放。考虑到逐年减少的碳排放预算，为了确保《巴黎协定》目标仍旧可行，能源部门的排放应尽快达到峰值，并在2030年之前明显下降。
然而，当前大部分国家的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未来三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各国将陆续更新其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及进行同行审议。特别的，中国国已经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无疑将为今后的国际气候谈判注入亟需的动力。
衡量长期愿景价值的方法是看它如何在短期内——比如未来五年（即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或十年——改变政策与行动。近期的能源与排放轨迹，将是检验长期碳中和目标可信度（credibility）的指针。从现在开始，中国是否会执行严格的减排政策与措施，为长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下一阶段的全球气候行动至关重要，也将受到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
中国政府将在2021年内完成“十四五”期间的经济、能源和电力发展规划。确保国内与国际议程协调一致地结合在一起，是未来一两年内至关重要的工作。
本报告致力于这一目标，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展开分析，研究中国的碳排放约束目标对中国电力行业的影响，并针对“十四五”电力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具体来说：
●我们综述了截止到2019年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执行情况；并就历史上与“十四五”规划中官方文件如何成型定稿、批准颁布进行实证总结。
●基于明确的减排责任分摊（Effort-sharing）设置，报告讨论了中国的排放约束设置，并综合导出对电力行业的含义——可称为“协调的2020-2030年中国煤电路径”（CompatibleChinaCoalPowerPathway2020-2030）。报告建议十四五年规划对煤电规模下降提出明确的约束政策或目标。
●在排放与既定目标约束设定下，报告聚焦中国能源系统中的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基于系统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观，考虑引入碳定价工具与否（政策工具），量化它们在2030年前的角色和发展节奏。
●最后，报告在规划编制操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国际自主减排贡献和国内五年规划充分协调一致并发挥作用。
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2019年的评估显示，中国可以超额完成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确定的量化目标，即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十三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的实际发展达到或超过规划目标（特别是光伏），而核能和天然气的发展落后于规划目标。到2020年，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份额下降也很好实现。
●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的比重，从2010年的20%上升到了2019年的26%左右。目前，中国存在过剩的燃煤发电装机约130GW，煤电总装机到2020年约为1100GW。在没有碳价格信号的情况下，2030年的最低成本电源组合包括1020GW的煤炭，比2020年略有减少。目前利益相关方对2030年煤电的预期普遍在1300GW甚至更高，这意味着煤电全寿期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搁置资产损失。
●更进一步，考虑到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以及电力部门为达到该目标所作的合理贡献，中国的煤电装机到2030年大幅下降到680GW是最优的。要使煤电从无碳价条件下的1020GW最优规模进一步缩减，这需要标准碳市场中足够水平的碳定价（200元/吨）。考虑到中国即将推出的是“碳排放绩效交易”体系，需要的表观价格更高。
●要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电力占电力供应50%的目标，风电与光伏在未来十年的发展节奏需要在过去十年平均水平上翻倍。年均新增装机至少100GW，到2030年实现20%以上的份额。要弥补水电与核电发展的大概率减速，25%是更稳健的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报告对更新气候自主贡献提出政策建言，特别包括：停止或者暂停新建煤电；启动煤电逐步退出的政策议程；设定碳定价地板价以反映碳排放成本；两倍速风电与光伏发展节奏，以实现既定国内2030目标。这些行动将帮助中国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开始下降。
报告特别指出，规划编制工作层面的协调是确保集体计划成功的保证。目前，中国在能源系统方面的各种分类与专业规划由能源管理机构与其智库开展，而涉及明确气候约束的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国家生态环境部的介入与参与需要更明确的机制，在工作层面与操作环节发挥影响。